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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社交媒體常常讓人感到心驚——有時，它的“惡意”會意外迸射，比如東京奧運會首金得主楊倩因為收藏過耐克鞋而忽然遭遇的網暴；有時，它的“善意”會巨量涌現，比如數千萬網友沖入鴻星爾克直播間，買走一個多億，僅僅因為這家國貨企業在財報堪憂的情況下還向河南水災捐贈了五千萬元物資。當然更多的時候，它呈現的是無窮的撕扯、站隊、控評、互踩和拉黑。
這和知識群體曾經熟悉的“公共討論”已如此不同。過去大概二三十年，與改革敘事相伴隨，調查性紙媒報道、新聞性電視節目和之后出現的互聯網博客、BBS曾構成一個較為嚴肅公共空間，既破除了前改革時代知識供給和道德評判的壟斷，又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一種共識。這個空間曾讓人們對哈貝馬斯的設想有所期待：具有認知智慧和自由意志的人通過對話取得一致意見，并潛在共擔集體責任。知識群體都熟悉或參與過這樣的對話，經由漫長的、復雜的、大劑量的筆墨往來，大家最終得出一個或幾個底線性共識，類似“寬容不包括對不寬容的寬容”。舉一個更熟悉的，類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此類共識最終會擔當起公共性中“公理”的角色，成為更多討論的起點或規則。
但當互聯網媒介進一步成熟，或者說，由PC端時代進入移動端時代，規則與共識似乎都在液態化，曾需要說理的復雜討論，被站隊、諷喻和玩梗游戲所取代。這種現象可能首先會經由政治學視野審視，但其實，從后現代哲學家的分析中則會看到更為復雜的因果關系，法國哲學家鮑德里亞的媒介批判就是其中很有解釋力一種。其早期著作《消費社會》為大眾所熟知，但其延伸至21世紀的晚期理論，對媒介抽象性和媒介新封閉性的批判，卻因為晦澀和分散而難以普及。粗略概括其理論主旨可以這樣說，由符號、代碼構成的媒介之網包覆一切，形成了一種模型先于真實的“擬真”狀態，人無法將自己的“本質”從媒介中剝離出來，也無法將“真實”與媒介的統計和模擬分離開來，更無從在這種媒介生存中建立批判性、否定性維度。如果說“共識”是有自由意志的主體經由嚴肅公共討論獲得的事關社會公正的判斷，那么在鮑德里亞的意義上，平面化、模式化的符號之網已經取消了深度結論的可能，甚至，已沒有自由意志的主體——人已經被抽象為符號、數據點和流量池。這對今天的社會治理、知識形成、個體生存無疑都是一種警報。
一
媒介類型伴隨技術進步而日趨多元化的態勢，曾引發人們對多元話語權的樂觀預期。但鮑德里亞很早就提出過一個媒介的悖論，“大眾媒介是反中介的”（《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媒介的結構建立在這種界定之上；“它們總是阻止回應，讓所有相互交流成為不可能……這是媒介真正的抽象性。社會控制與權力體系就根植其中”（同上）。這里的意思是，交流必須有雙方對等的力量，但在今天的技術社會中，再沒有與完整的代碼系統對等的意志、思考、智力的力量，因此無法形成真正意義上的交流。擬真之下媒介所產生的所謂公共輿論，不是媒介對大眾意志的反應，而是媒介建構出來的無指涉物的東西。
在晚期著作中，他進一步認為，“大眾”也是媒介的產物。民意測驗、公共投票、社會評估這些媒介行為遵循的是統計的一致性，而不是遵循個體意志和觀念，其結果已在投票模式中預設，其所產生的過量和無用的信息構建起了沉默的大眾。媒介，表面上加速交流，本質上卻阻斷交流；大眾，表面上釋放出更多的話語權，實際上失去了回應性，這就是鮑德里亞在媒介擬真理論中提示的一種系統的虛無主義、整體意義的破壞。如果我們觀察一下互聯網媒介尤其是社交媒體誕生后輿論場的生態，可能會對這段話的現實性有更深的體認。
十多年來，社交媒體的出現提供了生機勃勃的公共生活，它們指向開放的信息流動，指向話語的自由和話語權的平等，從而一改印刷時代寫作權力的壟斷和寫作者向大眾訓話的姿態。噴涌而出的討論熱情和擺脫“現實規則”的快感，都是對這種平等性的反應，站隊和撕裂則成為自由話語的一種特別表現方式。經過最初的話語平權敘事，人們漸漸發現，這種激烈的、劍拔弩張的網絡爭論又相當有“規律性”，或者說，相當模式化。
社交媒介形成了一種公眾票選的生存模式，其品牌建設框架、內容生產規律、同業競爭規則都是建立在這個模式之上。無論是公共投票、熱搜榜、熱推榜，其原始模板就是鮑德里亞曾反復提及的民意調查，它在今天的社交媒介中化約為觀點更單一但情緒更飽滿的票決。針對各類新聞事件和實時話題，新浪微博每日由各種性質的微博主體發起的投票有幾萬到十幾萬起，參與人數達幾千萬人，但微博投票制作模板的選項最多只有八個，大部分投票只有二至三個選項，選項基本是按照“同意”“不同意”“吃瓜”這三個面向設計的。將本來復雜的公共討論進行了簡筆畫式的化約，在此基礎上，又往往預設了答案。
舉一個標準的微博投票為例。問：你認為某某事物（現象、專業）會一直存在下去嗎？選項：A一直會有；B很難了吧；C轉型發展；D我有話說（意味著互動留言）。在這四個選項中，其實選A選B的人都可以選C，C是一個比較而言具較高說服力的答案。而很少人會選D，D雖然是一般投票都會留下的再論證通道，但極少人會使用。原因在于，整個投票模板就是為了降低討論復雜度而設計的，“我有話說”是反向增加復雜度的選項，實際上和模板的秩序并不兼容。上述投票是相對比較理性的投票設計，一般機構媒體會使用，而更為自我的自媒體微博，選項的預設性會更強。
這不是哪一家平臺的特征，微信公眾號的投票與此大同小異。騰訊微信公眾號的投票選項限額為三十個，這種稍高的復雜度符合微信精英化平臺的設定。但一般微信投票設定的選項仍然不高，根據對一家主流媒體官方微信公眾號兩年的跟蹤，其所組織的投票都在五、六個選項之內，有個別提供大量選項的，往往因為答案本身確實具有無限性，比如“你認為文明的象征有哪些”。也就是說，無論面對的事件本身多么復雜，對它的觀點都會控制在媒介給定的幾個限額內，不會再為理性留有反復質辯的物理可能。
在巨量的、無處不在的社交媒體投票中，人們所潛移默化接受的規訓是這樣的：首先，公共討論約等于“選邊站”；第二，只需要論點，不需要論證；最后，多數就是對的?？紤]到社交媒體已經完全覆蓋了生活，或者說生活已經完全內在于媒介，上述討論模板是真正普遍主義的，形成了獨立于角色身份與地理坐標的普遍一致性。
而在通過普遍票決實現“民主”的政治模式中，今天互聯網大型平臺媒介所扮演的角色更是驚人。當互聯網連結已成為社會運轉的底層邏輯，內在于這種連接的媒介完全有能力“制造”結果，直給答案。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二〇一六年美國大選，特朗普團隊聘用劍橋數字科學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進行“微定向”投放競選廣告的事件，這一操作最終被論者評價為“‘臉書’（Facebook）操縱了美國大選”。（2021年10月，Facebook更名為Meta，意為元宇宙，考慮讀者習慣，此文仍沿用其原名）
CA公司是“臉書”的裙帶機構，最著名的方法是將大數據分析和基于劍橋學者研究的用戶心理畫像精密結合起來，使政治廣告投放達到史無前例的觸角和準度。該公司曾宣稱，自己掌握了兩個多億美國成年人的數據，每個“人”都可以拆解為四千至五千個數據點，公司可以將這些數據與消費者數據進行關聯——從選民登記數據到購物數據，再到槍支持有數據。
這種數據化的精準可以形容為“六十八個贊看懂一個人”。長期點贊Lady Gaga的人極有可能是性格外向的人，而那些點贊哲學相關內容的人則更可能偏內向。綜合了海量的個體數據，憑借在“臉書”上的“六十八個贊”，這家公司及其研究者可以準確推斷用戶的膚色、黨派、信仰，每一項的準確率都在九成上下。特朗普的政治廣告通過這種精準到原子化的定位推送到用戶眼前，并被認定成功撬動了那些在大選中并不活躍的“大眾”。
大數據算法+心理學的方式，當年曾被CA公司在公開場合宣揚，直到兩年后的二〇一八年三月，才開始接受遲來的清算。它被曝非法將五千萬“臉書”用戶的信息用于大數據分析，并向他們推送非法廣告和假新聞，用不當手段為特朗普贏得大選。“臉書”因此必須接受來自股東的集體訴訟。很多論者認為，這是政治權力操縱媒介的結果，是票選腐敗在新媒介工具上的一種放大，但很明顯的是，今天的情況已經與古登堡時代和麥克盧漢的“電力媒介”時代大不相同。此前，人們的判斷是“政客通過媒介操縱大選”，這是當時的現實，也是主體性哲學的思維方式；而現在，判斷的主語和賓語已經倒置，變為了上面所說的“‘臉書’操縱了大選”。大數據基礎上的算法始終虛位以待，等待傳統政治力量自動尋求加入。
不知是否是因為在大選中見證了這種威力的原因，特朗普最終選擇了“推特”（Twitter）治國，某種意義上，是將最高政治權力化為一個媒介符號。當傳統的驢象之爭變成了媒介層面的驢象符號之爭，鮑德里亞的觀點顯示出了一種解釋力：過去我們思考的是“廣告和民意測驗是否已經對個人或集體的意志產生了真實的影響”，在今天的媒介生存中，我們已經“不知道如果沒有民意測驗和廣告，將會發生什么”。（《大眾：社會在媒介中的內爆》）
這是一種不太容易甄別的狀態，人們自覺話語權正在凸顯、聲音正在變得多元，但模板化的公共討論恰恰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棄權。這就像互聯網聯通一切，人卻更加原子化的悖論一樣；像信息技術同時帶來了多元化和大型壟斷性平臺的悖論一樣，原因都在于過去那種外部強制權力已變成了由代碼的自由布展構成的新控制形式，人則成為被算法的“微定向”準確控制的數據點。抽象“數據”與“數據”之間，又如何能形成具有自由意志主體之間達成的那種共識呢？
二
二〇二一年二月，吉尼斯世界紀錄官微發文宣布，中國網紅博主李子柒以一千四百一十萬的“油管”（YouTube）訂閱量刷新了該視頻網站“中文頻道最多訂閱量”紀錄。相信這個名字中國大眾已經耳熟能詳——二〇一九年末，這位以中國鄉村生活為拍攝內容的年輕短視頻博主在互聯網上“橫空出世”，其在海外視頻網站上的粉絲數量一度與CNN（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不相上下。隨后，她的名字反復在輿論場沉浮，她帶來的文化現象被多個角度討論。如果說一年多來有什么變化，那就是最初關于她的視頻是否“真實生活”的糾結逐漸消散了，對她背后團隊運作的質疑式微了。更關鍵的是，這種消失不是因為問題有了“是”或“不是”的答案，而是因為問題本身被取消了。
也就是說，隨著短視頻時代的降臨，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下線上生存方式的快速覆蓋，人們對短視頻意義上的“真實”有了新的認知。人們逐漸接受，移動社交中的博主、UP主、大V背后，有著機構媒體一樣的嚴謹團隊，“意見”和“觀點”是充分考慮過目標讀者、數據判斷和IP形象塑造后的推送。同樣的道理，短視頻風靡的原因，恰恰不是因為原生態的、粗糙的真實，而是經過精準鏡頭敘事的理想的“真實”。因為對普通人的生活元素進行了抽取和再次組合，它們像VR全景設備一樣，讓人們感受到了比肉眼所見更真實的“真”與震撼。主人公修竹、采筍、釀酒、制衣，形成了一種建構性的田園敘事，既不屬于哪個具體地方，甚至也不屬于哪個真實的時間、時代。恰恰因為沒有具體地點，它構成了“家鄉”的印象；因為模糊了具體時間，它被看成中國鄉土文化生活的真實表達，而后者，本來是分散在延展的歷史中的。
或可這樣說，短視頻時代的來臨和快速覆蓋，讓社交媒體增加了一種圖像層次，似乎搭建出了人與人之間更多樣化的連接，但同時，也讓鮑德里亞的擬真理論——模型先于真實，獲得了一種更精確的批判對象。其對擬真秩序的兩個批判點，可能有助于今天我們對視頻社交哲學反思的達成。
首先是，擬真中歷史性的消失。
鮑德里亞將媒介擬真形容為“一種假性的精確、一種遠距離下的共時性、一種場景的扭曲、一種過度的透明”（Simulacra and Simulation），它消解了主體和客體，也就沒有與主客體伴生的物理距離和線性時間；它的模型先于真實，所以歷史本身已被代碼所抹平。鮑德里亞認為，相對于傳統的歷史性的線性時間，過去、現在、未來的三維框架被徹底消除了。因為一切都可以被預先模擬，過去、現在、未來都可以被先行擬真。就像木乃伊，本來是與其所在的時間場景共生的，它的真取決于它內在于時間，但博物館中的木乃伊已經把人類漫長的線性文明共時性呈現，形成了一種歷史之外的超真實。而歷史性一旦消失，當然只剩下了表面的游戲。
今天，短視頻是以秒計時的。抖音平臺最佳的視頻長度是八秒到十五秒，為的是在受眾指尖快速滑動中實現完播率。六十秒的“超長”視頻只有達到萬級以上粉絲量的號主才能嘗試，因為這已經是一個在考驗耐心的時間跨度。想象這個場景：至少三億三十歲以下的青年（根據二〇二〇年抖音日活量數據和用戶中三十歲以下年輕人占比推算）同時快速滑動抖音頁面，指尖之下，是按秒切割的景觀：脫口秀的一個梗翻過，接著是清朝格格的老照片，接著是特朗普演講，接著是礦難現場，接著是明星仿妝。當然如果你在其中的一個短景觀中多停留了幾秒，下次推薦頁面的主題就會進一步化約。這是鮑德里亞的迪士尼公園的視頻版，那些跨越時空的海盜、城堡、邊塞、飛船，曾經在迪士尼公園里以超時空的方式并排陳列，現在則以虛擬方式更自然地堆積在一起。扁平化的堆積，讓上帝與口紅處在了同等的符號地位，也讓水災的痛感還未來得及完全生成，就消失于下一條吃播。
縱向的歷史被橫向平鋪于海量的視頻平臺中，超出了電影時代蒙太奇剪輯藝術。重要的是，這并不來自電影制作中那種周密的策劃、人為的設計，而是人——無論作者還是受眾，很多時候二者還是重疊的——在過載的符號中的流動。不知身處何地、不知今夕何夕，沒有透視本質的時間和可能，只有游戲性和偶然性留存下來。后者已經深入到目前人們的生存方式中來。
第二點，是擬真中否定性的消失。
在鮑德里亞那里，經過仿造、生產、擬真三個歷史階段，資本社會的統一性最終歸結于符號控制上，生產本位的資本主義轉向了控制論的新資本主義秩序。而后者是一種絕對控制。因為系統一旦生成，就是抹平內在矛盾的——不再有與之對照的真實作參照，是沒有對抗物的。鮑德里亞多次提及這種否定性或者對抗力量的消失，否定性的消失與他的關鍵論點主體的消失是緊密相連的，因為批判本身就是主體性的外在呈現。
借由短視頻平臺的扁平化特征，人人都拿著攝像頭的時代來臨了。有些從“下沉空間”成長起來的視覺平臺，更有一種推動話語平權化的意味。人們從破除話語壟斷和知識供給壟斷的角度看待它們，和認為互聯網帶來了信息紅利與多元權利的看法，是相同邏輯的，也有現實基礎。只是，這只是問題的面向之一。多元的表達主體并不代表意見的異質性、批判性，事實可能是多元的表達主體在用同一種濾鏡、同一種措辭說同一種聲音。而且，因為視覺文化的消費性和游戲性，這種共同的聲音往往起到了抹平和美化苦難的作用。
二〇二〇年夏天，南方暴雨造成了嚴重洪澇災害，波及十六個省區一百九十余條河流，受災人口至少百萬以上。然而這樣一場災害，在視覺稱王的新媒體呈現中幾乎是無聲的，不但無聲，甚至還處于某種審美對象的狀態：廣西柳州強降雨，一家粉絲量多達一億的媒體官微，發出了“夏日田園好風光”的航拍，稱“桂北大地美如畫卷”。
借由高距離、廣視角的航拍畫面，摧毀街巷、吞噬生命的災難變成了一種“美”。這些鏡頭都是“真實”的，卻恰恰取消了肉眼看到的苦難。它們形成了一種與視頻和圖像形式適配的淺表性的表達，一個手機上的美好世界，一種萌文化，以統一的濾鏡、統一的高闊的角度過濾掉了粗糲的痛苦，以這種“真”建構一種關于“善”“美”的淺層敘事模板。
一種較為傳統的批評認為，上述現象的產生來自于新舊媒體的不同特質，即，傳統媒體更為關注嚴肅的公共討論和批判性話題，新媒體則是淺層次和碎片化的。實際上講，傳統媒體并不能和所謂“新媒體”形成二元對立的構架，它本身只是今天的媒介系統中的內容源之一，早已沒有獨立自足的生產和傳播系統。真正的問題在于，當上述所謂“新媒體”已經成為包覆一切的介質本身時，否定性和批判性迅速消失了，消失于媒介的秩序——比如航拍、短視頻已經以建構真實為普遍性的正當操作，會自動剔除現實的毛刺和違和感。一旦否定性消失，互聯網上的多元話語也是同質化話語，而不是共識性話語。一個很多現代性研究的學者都提到過的困境是，當哲學家費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成為全球性口號時，多數個體和社會卻陷入了“別無選擇”的生存狀態。（劉文嘉）
